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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信托 與“第三次分配”

  “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第三次分配”寫進《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有其特殊意義,同時也彰顯了慈善公益事業在其中的突出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一詞在《決定》中兩度出現,一是如上文所引,二是“統籌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這兩次表述,前者放在“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后者置于“民生保障制度”的標題下,這體現了慈善既作為經濟制度的價值,又兼顧社會保障的功用。

  具體到慈善信托,筆者以為,就“第三次分配”而言,它是實現路徑,是理念載體,也是拓展、豐富“第三次分配”內涵及外延的重要動能。

  首先,慈善信托是將“第三次分配”由學理概念落實到現實層面的重要路徑。

  “第三次分配”雖是此次方才明確進入中央制度設計層面,但其實踐卻早已有之。無論是《慈善法》頒布前的公益信托,還是實施3年多以來所開展的慈善信托,實則都已在現實層面踐行了“第三次分配”的精神實質與政策目標,發揮了相應的經濟功能與社會效能。截至目前,民政部“慈善中國”公示的慈善信托共257單,資金規模共計28.75億元,其中2019年新備案103單,規模共計89698.15萬元——慈善信托雖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但已顯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與增長潛力,在未來完全可以成長為落實“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路徑與參與主體。

  其次,慈善信托作為價值載體,將現代法制、公平正義理念植入人心,極大豐富了“第三次分配”的思想資源。

  “第三次分配”立足于“自愿”與“道德”,因而極大程度上依恃于思想資源的廣覆博深與順情達理。中國的慈善之舉、社會保障古已有之,具有鮮明的倫理特色,其思想基礎來源繁雜,既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而有序”,又有“行善積德,福有攸歸”的民間樸素認知,甚或有善惡因果之類的迷信妄念。慈善信托作為法制、公義、平等、規則等現代理念的良好載體,其宣貫與實踐,便是將這些現代價值理念植入人心的過程,這對于提升公眾認知、豐富“第三次分配”思想資源,進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和諧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最后,信托本身的制度優勢,使得慈善信托持續創新,為“第三次分配”的發展注入了重要動能。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財富累積,觀念進步,對于慈善事業的發展、對于社會財富的分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以往“粗放型”切割到精細化管理,從一錘子買賣的捐贈,到更加注重慈善財產的保值增值與高效運用,這是時代的要求。而慈善信托恰恰回應了這種需求,并提供了相應的法理依據、運作機制與實際操作工具。信托可以長期配置資產,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可以解決慈善事業的久期、規模、透明度問題,使得這項事業經得起公眾的監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經得起社會的考量。信托與慈善的相遇,讓公益事業更具公信力、聚合力、創新力和生命力。自慈善信托開展以來,領域拓展、模式創新、資源整合、信任構建,無不顯現出其內在機理對于公益事業的提升與推動。可以肯定,慈善信托使得慈善事業更規范、更透明、更長效、更開放,進而為“第三次分配”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注入持續發展的新動能。

  當然,對于第三次分配與慈善,還應注意避免幾個可能存在的“誤區”。其一,基于“道德自覺”的“第三次分配”并非富人專有,而應倡導公眾參與。在中國傳統語境的慣性下,慈善很容易被貼上“富人”行善的標簽,似乎只與富裕階層相關,而與普羅大眾無涉,同時,中國目前僅有10%的捐贈來自百姓的現狀似乎也印證了這一執念。但就海外實踐而言,卻并非如此。美、日等發達國家,慈善資產80%來自民間,這其中有富裕人群,但更多的則是普通民眾。“第三次分配”要落在實處,深植根基,公眾參與是關鍵。建立平民慈善機制、明確服務程序與標準、倡導價值追求與道德自覺,是“第三次分配”的題中應有之義,絕不能單純理解為簡單的均富濟貧。當前,移動互聯網的成熟極大降低了中國民眾參與社會事務的門檻,中國公益事業正快速由“權威”主導的“中心化”向個體自發、主動“弱中心化”轉向。作為與互聯網高度融合的信托業,通過技術加持,以慈善信托的方式推進全民公益,當可拓展出“第三次分配”的新邊界、新空間。

  其二,盡管不是主導角色,但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不應“缺位”。與政府在再分配中起主導作用不同,“第三次分配”中的主角應當是道德價值引領下的社會力量,但如果認為政府應當在此機制中作為一個置身事外的“看客”,那顯然是失之偏頗。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在制度設計、政策服務、輿論倡導、理性弘揚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具體到慈善信托,因目前信托公司在稅收優惠、公募資質等方面陷入事實上的“制度歧視”困境,政府的頂層設計作用尤顯突出。

  其三,對于“第三次分配”在社會經濟中的影響,應循序漸進,量力而為,不應期之太速、責之過切。盡管“第三次分配”兼具經濟制度與社會保障功能,空間廣闊、前景可期,但其浸入國民文化意識、融入國家治理機體仍是個較為長期的漸進過程,不可一蹴而就。就慈善信托而言,2018年,規模為11.17億元,以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就業扶貧等為目的的新增單數占比53.57%,扶貧攻堅仍為我國慈善信托的首選。就社會保障而言,由低到高大致可分為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三個層次,而目前慈善信托的實踐還多集中于社會救濟這一范疇,這顯然與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緊密關聯。“第三次分配”的進展依托于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切不可行之太速。

  總之,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而慈善信托又是慈善事業的重要工具,既是平臺渠道,也是增信機制,更是理念載體,我們既應汲取國際先進經驗與成功實踐,又當承繼中國優秀傳統與正視社會現實,教、養并重,多措同舉,走出有自身特色的現代慈善之路暨“第三次分配”之途。

  (本文作者分別為五礦信托副總經理和五礦信托研究發展部副總經理)

責任編輯:楊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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