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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報CURRENT AFFAIRS
上海金融報 / 正文
金融糾紛中新類型擔保合同應具法律效力
案情回顧
  某物流公司為建造特定船舶而向銀行借款,進而簽訂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證合同、代償協議等一系列合同,涉及八方當事人和一家銀行。銀行將其對物流公司的債權轉讓給某資產管理公司,因物流公司未及時還款,故資產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物流公司償還借款,并要求其他義務人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的實質是建造特定船舶進行融資的船舶融資類金融糾紛,并根據意思自治原則,依法確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證合同和代償協議的性質和效力,判決物流公司向資產管理公司履行相應的償付義務,抵押人和保證人承擔相應擔保責任。后經二審法院的調解,在確認系爭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各方當事人就還款金額和擔保事宜等達成調解協議。


案例解析
  “本案的審理明確除違反法律法規效力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情形外,應當認定新類型擔保合同等協議有效,這樣既有利于金融機構有效防控金融風險,保護其拓展船舶融資業務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航運企業進行適度的船舶融資,降低融資成本,促進企業規范自身行為,維護良好商業信用,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湖北齊安律師事務所律師梅懷東告訴《上海金融報》記者。
  近年來,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難題,一些金融機構采取了將我國《物權法》未明文列舉的財產權利作為擔保物,為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梅懷東認為,所謂新類型擔保是指我國以現行法律未明確列舉的財產權利設定的擔保。在融資擔保實踐中,從最高人民法院調研所反饋的信息看,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以商鋪租賃權為客體的擔保;二是以出租經營權為客體的擔保;三是以銀行理財產品為客體的擔保;四是以企業銀行賬戶為客體的擔保;五是以公用事業收費權為客體的擔保;六是以企業排污權為客體的擔保;七是保理融資擔保。
  由于沒有明晰的法律條文加以確定,故新類型擔保的法律效力存在諸多爭議。梅懷東進一步表示,在上述新類型擔保中,凡符合權利質權客體要求,且依照法定公示方法進行了質押公示的,應當認定權利質押成立,并適用權利質權的效力規定。同時,眾多金融機構、法院及相關各方均傾向于不否認新型擔保的法律效力。
  據梅懷東介紹,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商業銀行、小貸公司對新類型擔保業務具有較強的業務創新沖動。主要原因在于,大銀行在競爭地位上處于優勢,在貸款業務上有“嫌貧愛富”的偏好。《物權法》明文規定的擔保方式法律風險小、貸款安全性高,故其更傾向于以大型國有企業為貸款對象,并采用法律上有明確規定的不動產抵押作為主要貸款擔保方式,對新類型擔保的態度較為慎重。中小銀行和小貸公司在貸款業務方面承受較大競爭壓力,且多以小微企業為服務對象,小微企業可用于抵押、質押的財產較少,但融資需求旺盛,故傾向于將其有限的資產利用起來,采用新類型擔保方式放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貸款的安全性問題。
  由于新類型擔保的法律效力具有不確定性,特別在是否具有擔保物權的效力問題上存在爭議,因此,開展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著不安全感。目前,金融機構主要采取內部機制控制貸款風險,盡可能避免出現以訴訟或者拍賣方式實現債權。
  地方金融監管機構注重對商業銀行整體風險的控制,對具體貸款業務的開展干預不多,在民間資本需求旺盛的浙江,地方銀監局、人民銀行等監管機構對金融創新產品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政策上也持相對開放和支持的態度。據浙江銀監局的官方文件統計,浙江地區的商業銀行和小貸公司開發的新類型擔保方式達40多種。由于金融監管機構具有金融安全的監管之責,因此,傾向于從法律政策上對金融債權給予更多的保護。
  目前,新類型擔保在商事實踐中已得到廣泛運用,但鑒于其法律效力的不確定性,貸款人并不愿意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爭議。即使在新類型擔保運用最為普遍的浙江、江蘇等地,人民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也非常少。如涉及到商鋪租賃權質押,迄今整個蘇州地區只有一起糾紛形成訴訟。在小微企業發達、金融創新活躍的浙江地區,僅有個別中院受理過屈指可數的幾起涉及新類型擔保的案件。
  地方法院存在是否會因突破物權法定原則而被認定為錯判的擔憂,普遍不放判、不展判。在涉及新類型擔保是否具有擔保物權效力的法律適用問題上,傾向于以調解方式結案,回避了以判決方式認定其法律效力的嘗試。
  處于審判一線的法官普遍認為,司法應當順應經濟發展需求,如果能夠認定其物權效力、法律效力最好,如果不能認定,至少也不要輕易否定其物權效力、法律效力。因為一個否定性的判決,可能將影響甚至遏制一大批同一類型的貸款擔保業務的發展,從而給相關小微企業的融資帶來負面影響,不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發展。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實施意見》,要求深入推進金融審判體制機制改革,切實發揮金融審判的規則導向和價值引領作用,依法、合理引導金融“脫虛向實”,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依法規范商業銀行、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典當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和市場主體經營行為。合理把握資金借貸的裁判尺度,對金融機構和企業在金融商事活動中存在變相收取高額利息等情形的,對超出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允許范圍的利息部分不予保護,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上海法院的許多經驗值得全國其他地區法院借鑒。”梅懷東表示。
責任編輯:毛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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