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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關鍵詞記住2019中國經濟

  2019年是艱難而又充滿希望的一年。這一年,我們有壓力:全球經濟同步放緩,預期增速降至十年來最低;逆全球化思潮持續發酵,全球貿易增速或將從2018年的3.6%下降到1%左右;中美經貿談判局勢瞬息萬變,造成嚴重的不確定性;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企業投資生產趨于謹慎……但這一年,我們更有定力:在全球多家央行啟動降息周期之際,我國央行堅決不搞“大水漫灌”,主動維護好在主要經濟體中少數實行常態貨幣政策國家的地位;金融風險防控穩妥果斷推進,宏觀杠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得到初步遏制,貨幣和債務增速大幅下降; 經濟結構不斷升級,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逆風之中,中國經濟依然步履穩健,展示出十足的韌性和強大的潛力。正值2020年年初,《理論周刊》盤點出2019年三大關鍵詞,通過對過去一年的梳理展示經濟發展的動向。

  

  數據資料

  關鍵詞一: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曾是2019年中國經濟的最大不確定因素。在經歷了十三輪談判和三次休戰后,可以明顯感覺到,美方談判條件愈發苛刻,無理要求也在不斷增加。2019年,從3月宣布“不提高2000億美元商品關稅”到5月“征收關稅由10%提高到25%且將對3250億美元商品征收關稅”,從在G20峰會中美元首會晤中承諾“暫緩對3250億美元商品征收關稅”到單方面撕毀協定,宣布“對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的關稅”……中美經貿談判之路曲折反復。

  對于美國的這種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的一個應對之策就是加快對外開放。2019年,中國成功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第二屆中國進口博覽會,宣示中國堅定對外開放的行動和決心。同時,國務院接連批復上海臨港、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為第五批自貿區試點,形成“1+3+7+1+6”自貿區“雁陣”格局。從布局來看,這一輪自貿區擴容從北到南、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標志著以自貿區為載體的對外開放格局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據了解,新推出的自貿區在方案的總體要求中,均提出要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形成更多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創新性成果,包括實施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參與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規則治理;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對接國際自由貿易協定。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速度顯著提速。5月,中國銀保監會公布銀行保險業對外開放12條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資來華設立銀行機構、入股信托公司、經營保險經紀公司等資產規模限制;放寬中外資投資設立消費金融公司準入;取消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審批等,多條措施中強調內外資一致原則。6月,籌備四年的滬倫通正式啟動;富時羅素全球股票指數系列納入中國A股正式生效;中日ETF互通正式開通,中國資本市場開啟了國際化時代。7月,金融業新的11條對外開放舉措重磅出臺,一方面鼓勵外資機構深度參與中國的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行業,并針對一些領域提前了開放時間表;另一方面在理財公司、養老金管理公司以及債券承銷等細分領域,設定新的開放目標,采取新的開放措施。10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進一步降低相關方面門檻,證監會也宣布自明年起取消期貨公司外資股比限制……

  一系列的開放措施也取得了豐碩成效。外資銀行總資產規模持續上升,新設立外資或合資金融機構不斷涌現。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所加強,我國央行已累計與40余家境外央行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直接參與者超過了40家,間接參與者為745家。金融市場跨境資金呈現持續凈流入態勢,吸引外資能力明顯增強。

  “金融開放將會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張承惠表示。在競爭壓力面前,開放將推動中國金融機構加速轉型,推動監管部門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也會有效推動中國國內金融結構扭曲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外資金融機構將帶來新的產品和提升中國資本市場交易量和流動性;另一方面,過去由于監管部門的謹慎態度,導致目前衍生品市場發展不足的問題日益突出,管理風險的能力嚴重不足,而開放將會促進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推動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走向國際化。她還強調,對實體經濟來說,金融開放一定會豐富金融產品,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從而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毫無疑問,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對于下一階段金融開放的趨勢,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繼續,預計將豐富外匯市場投資者結構,提升人民幣匯率彈性和靈活性。同時,繼續完善針對外資金融機構準入安排,預計將繼續放寬國外資本準入和經營范圍限制,建立完善負面清單制度,放寬外資在我國金融機構設立要求、持股比例、業務范圍等方面限制。他強調,金融開放的同時需要完善對金融風險的監管措施。金融開放會出現跨市場、跨地域、跨國界的資本流動,會產生很多金融創新,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從而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因此,監管層面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統計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關鍵詞二:平衡

  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面臨“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依靠總需求政策和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固然有助于實現增長目標,但可能會以結構惡化和風險上升作為代價,因此,在“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的同時,還“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

  “平衡的關鍵就是‘穩’。”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對于政府多方面的目標和約束,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即穩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或者說增長、質量和杠杠。太重視數量,會導致質量下降和風險的累積;太重視防范風險則會導致經濟的數量和質量均下降;太重視質量會導致數量的下降。他認為,要想“穩”,首先,應通過適當的逆周期政策穩住數量;其次,應加快高質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最后,應嚴守防風險的底線。他強調,防風險的底線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房地產,房地產不穩,就會出現日本1990年和美國2008年的悲劇;二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穩不住地方政府債務,中國杠桿率就不可能穩住;三是金融系統風險,金融穩,才有經濟穩。

  事實上,宏觀政策的“動態平衡”既是為下一階段設置的工作原則,也是從過去一年的實踐中得到的“真知”。2019年,在穩增長方面,央行年內兩次實施全面降準;分三次對部分中小銀行實施定向降準;定向支持中小微及民營企業,三次實施TMLF操作;合理運用價格工具,推出LPR新報價機制后,LPR已四次下調。財政的減稅降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12月26日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預計2019年全年減稅降費超過原定的近2萬億元規模,受益最多的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基建也是動作頻頻,2019年新增專項債限額2.15萬億元,截至9月已全部發行完畢;6月中辦國辦發文允許將專項債券作為部分符合要求項目的資本金;9月國常會明確“提前下達明年專項債部分新增額度,并擴大使用范圍”。

  在調結構方面,進一步深化了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國企改革和知識產權保護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增加了非戶籍人口在居住地的歸屬感,有助于提高這些居民的工作積極性和消費熱情,減緩人口紅利的下行,從而在中長期內提振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全面推開農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有助于消除政府土地征收模式的補償費用過低,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就地入市和異地調整入市,有助于增加農村土地的流動性和市場化定價,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國企改革進入“自下而上”階段,主要體現在第四批混改企業數量多,力度大和 “雙百行動”再度擴容兩方面,有助于激發市場活力,提升經濟增長效率;知識產權保護改革,有助于激發自主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在防風險方面,通過一年多的集中整治和多措并舉,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取得積極進展,有效穩住了宏觀杠桿率;平穩有序處置了包商銀行等高風險機構;大力整頓金融秩序,存量風險有序壓降;穩妥化解中小銀行局部性、結構性、流動性風險,有序處置民營企業債券違約事件;出臺資管新規、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相關指引文件,補齊監管制度短板。此外,作為風險防范的重點領域,房地產市場也達到了“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效果。2019年3月,兩會表示“防止房市大起大落”;7月底政治局會議首提“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12月份重申“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中央層面的表態,讓房價全年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

  關鍵詞三:重質

  2019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季度增速由一季度的6.4%降為二季度的6.2%和三季度的6.0%。根據專家的預測,2019年年度增速可能比2018年下降約0.5%。對于這一降幅較大的增速,市場產生了政策分歧。有觀點認為,這種運行向下的態勢若不扭轉,將會加重悲觀預期、削弱市場信心、形成向下慣性,加大下行壓力。經濟高質量發展,不等于不要合理的增速。如果增長失速,就業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將會撲面而來,高質量發展也就難以有效實現。

  事實上,表面上我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在全球經濟總量一萬億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中,中國的經濟增速仍居前列。目前的增速,是一個含金量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更是一個有后勁支撐的增長速度。原因我們在面臨經濟結構性調整、國際市場動蕩的艱難環境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在此過程中也進一步優化了經濟結構,為國家經濟后續的平穩增長保持了強勁的動力。

  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預期目標之內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已經從中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步入“重質”新階段。在民生福祉方面,2019年前11個月,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279萬人,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預期目標,預計全年新增就業水平有望超過1300萬人以上。同時,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目前國民收入水平是在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從前三季度的情況來看,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同比增長6.1%,高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在創新驅動方面,當前,中國科技創新呈現“量效雙升”趨勢。數量層面,據WIPO測算,2019年在全球前100大科創集群中,我國擁有18個,數量僅次于美國,并且中國科創集群的科技產出增速大幅領先于全球其他國家。效率層面,2019年我國科技研發的產出已經比肩德國、美國等傳統強國,同時創新質量指數較高收入國家均值超出逾40%,但是所需的研發投入卻相對更小,因而中國科創正在以“產出/投入”效率的優勢展現出彎道超車的趨勢。

  “在這一個個光鮮亮麗的數據背后,中國政府轉變職能和施行的多項經濟調控政策功不可沒。”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表示,首先要說的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它既決定了現在的經濟形勢,更影響了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發展。正是它讓中國的經濟增長含金量更高,更有后勁。在2019年,中國進一步貫徹落實了“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進一步推進了“三去一降一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破除要素壁壘,促進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在這一系列的努力下,中國產業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服務業同比增長7%,高出第二產業增速1.4個百分點。

  “展望2020年,中國經濟將在‘減速增質’的旋律中涌現更多可能性。”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預測,“十年翻兩番”的目標下,2019年至2020年的平均所需增速約為6.1%。疊加人口普查后存在上調早年數據的可能性,政策層對未來單季度增速“破6”的容忍度提升。因此,中國經濟增速將更多由內部發展需求確定,增速目標也更注重保持在合理區間。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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