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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以市場化改革思路破解發展難題

  201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嚴峻復雜的宏觀形勢變化。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預判了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并進行了充分的推演和考量,提出了6%~6.5%的經濟增長目標。我們如何理解這一彈性增長區間?又需如何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

  

  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

  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模式轉型

  《金融時報》記者: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了2019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其中,2019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調整為6%~6.5%。您認為這是出于怎樣的考量?

  丁安華: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有所下調,彈性加大。繼2016年(6.5~7.0%)之后,2019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再次由“點”變為“區間”,同時較2017年和2018年(6.5%左右)有所下調。

  一方面,中央對經濟增速下行容忍度有所提高。今年我國所面臨的形勢錯綜復雜,全球貿易放緩、需求疲軟,地緣政治風險不斷積累,國內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在此背景下,適當調低經濟增長目標更加符合實際。這意味著政府不必采取“大水漫灌”或是粗放投資的方式達成經濟增長的“點目標”,同時給未來宏觀調控預留出更多政策空間,增強政策的可持續性和一致性。

  另一方面,政府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主要將通過減稅降費、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市場化改革、科技創新和對外開放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推動我國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模式轉型。

  “區間目標”也意味著政府仍有經濟增長的“底線思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6次提到確保/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并強調“決不能讓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表明政府仍有“穩增長”的訴求,不會容忍經濟增長失速下滑至6%以下。在美國對我國輸美商品關稅稅率維持現狀、不再調高的基準情形下,2019年我國GDP有望增長6.3%。

  全球貨幣政策的轉向增強市場信心

  《金融時報》記者:您認為未來一年,我國經濟將面臨哪些轉機和挑戰?

  丁安華:先說轉機方面。

  首先,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相較2018年將顯著改善。2016~2017年主要經濟體出現了恢復性的同步增長,但由于貿易摩擦的出現,該趨勢在2018年出現了逆轉。在特朗普財政政策的刺激下,去年美國經濟表現在全球“一枝獨秀”,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出現顯著分化,美聯儲持續“加息”“縮表”,引領全球貨幣政策貨幣正常化的進程,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給其他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造成了很大壓力。“三元悖論”下,我國貨幣政策也因此受到極大掣肘。但2019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開始見頂回落,全球經濟增長表現出明顯的“趨同放緩”的走勢。受此影響,3月7日歐央行宣布9月將開啟為期兩年的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s),先于美聯儲重啟刺激性貨幣政策;而美聯儲繼1月宣布“暫停”加息后,亦于3月20日明確“縮表”將于9月停止,正式標志著全球貨幣政策的全面轉向。這意味著今年美元的支撐將趨弱,對人民幣匯率和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形成利好。

  其次,中美貿易談判有望取得實質性進展。2019年以來,中美雙方舉行了多輪高級別磋商,特朗普亦延遲了原定于3月1日上調中國輸美產品關稅的計劃。目前美國商界對中美貿易摩擦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不確定性擔憂加劇:一方面,隨著美國稅改紅利消失,結構性矛盾未有改觀,政治分歧明顯加大,2018年4季度美國實際GDP年化環比增長率回落至2.6%(初值),較前兩個季度的增速(2、3季度分別為4.2%和3.4%)已經顯著放緩,美聯儲連續下調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另一方面,“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極具競爭力,很大程度上難以替代。因此,盡管未來中美貿易談判進程將會有所反復,但總體上仍將趨于緩和。

  此外,在逆周期宏觀政策的刺激下,市場信心有望增強。隨著去年下半年以來地方政府專項債的加速發行,我國基建投資(不含電力)增速已從去年9月的3.3%反彈至今年初的4.3%。減稅降費也有望激發居民和企業的活力,對消費和投資形成支撐。在合理充裕的流動性格局下,社融增速也有觸底企穩的跡象。

  再談挑戰方面。

  第一,就業形勢面臨一定壓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提出了“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的目標。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3%,較去年底提高0.4個百分點,距離就業目標僅有0.2個百分點左右。考慮到民營企業創造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的事實,完成就業目標與民企紓困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這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協調綜合施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財政支出超過23萬億元,增長6.5%”,同時要求“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增收減支”的逆周期財政政策將使得今年財政收支平衡成為難題。今年財政預算赤字率為2.8%,較上年提高0.2個比分點,實際赤字率可能突破4.5%,創下歷史新高。《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央財政要“開源節流”,各級地方政府要過“緊日子”。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需加強政策協調性

  《金融時報》記者:為保證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需要怎么做?

  丁安華: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中明確指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首先是要保就業,不許經濟滑出合理區間,就是不讓出現失業潮。”這一表述直白而清晰,“穩增長首要是為保就業”。理解這一出發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也能理解2019年完善宏觀調控的一系列具體舉措。

  2019年,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關鍵是“堅持以市場化改革的思路和辦法破解發展難題”。一是財政政策加力提效,財政赤字率上調至2.8%;落實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讓企業等市場主體切實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效果;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2.15萬億元,為重點項目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偏寬松的環境,“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指向未來M2和社融增速仍有上行空間,流動性有望保持合理充裕;預計全年央行將降準3次,下調存款準備率1.5~2.0個百分點。三是著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過結構性的政策工具精準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企業貸款成本。同時,配合“放管服”等體制改革,促進公平競爭,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從而帶動就業。

  此外,《政府工作報告》還指出,逆周期調節要靈活運用就業政策工具,為經濟平穩運行創造條件。2019年,在就業方面,政策多管齊下、多措并舉:一方面,保障重點人群就業穩定,如大學畢業生、復轉軍人、轉崗職工等;另一方面,推動創新、創業、創造,用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平臺,擴大就業。用社會管理的方法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加強經濟政策與就業政策的協調,而不是重走“通過強刺激保增長”的老路。這一改變,體現了對市場機制的尊重,對我國經濟未來持續平穩運行至關重要。

  加強金融服務和防范金融風險相輔相成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以來,由于社融超預期、促信貸政策頻出,市場對于是否還繼續去杠桿存有疑慮。對此,《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重申“堅持結構性去杠桿”。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丁安華:過去兩年,我國“去杠桿”政策初見成效。2017年開始,為了控制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快速上升,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央就把“去杠桿”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此后一年多,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明顯放緩,尤其是金融同業杠桿率大幅下降。不過,隨著“去杠桿”的深入推進,實體部門的信用環境逐漸收緊,2018年上半年債券違約事件集中爆發、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凸顯。有鑒于此,2018年4月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首次提出“結構性去杠桿”,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重點聚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杠桿。201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文表示“去杠桿初見成效,我國進入穩杠桿階段”。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堅持結構性去杠桿”,表明中央將繼續時刻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在“去杠桿”的過程中,我們承受了一些陣痛,成果可謂是得來不易。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供給側改革要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其首位就是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李克強總理在“兩會”閉幕答記者問時強調,加強金融服務和防范金融風險是相輔相成的。

  在此基調下,未來政策將更加注重杠桿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出于“穩增長”的需要,金融領域將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尤其是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服務。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銀保監會陸續出臺了“金融服務民營企業十八條”和“二十三條”,對民營企業融資的痛點、堵點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民營企業融資環境有望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仍要鞏固前期化解金融風險的成果,“僵尸企業”將不會得到新增貸款。此外,還要繼續做好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處置,緊盯房地產金融、銀行機構不良增長、中小銀行保險機構流動性等重點風險領域。

  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金融時報》記者: 2019年將啟動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制造業增值稅率由16%降至13%,交運、建筑業增值稅率由10%降至9%,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減稅的規模有多大?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丁安華:《政府工作報告》中2萬億元的減稅降費措施是2019年財政政策的主要發力點。近三年中央一直在推動營改增等稅收體制改革,平均每年給企業減稅降費1萬億元左右,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措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降低增值稅和單位社保繳費率,減稅降費紅利近2萬億元,規模基本符合預期,進一步凸顯出政府“放水養魚”、減輕企業經營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政策意圖。

  今年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增值稅: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初步測算可減稅約8000億元;二是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可由現行的20%降至16%,大致可降低企業社保負擔5000億元;三是個稅: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今年可望降低居民稅收負擔4000億元;四是年初針對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降費規模約2000億元。

  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例如,增值稅是我國目前的第一大稅種,2019年增值稅稅率下調所帶來的減稅規模將超過2018年全國稅收總收入的5%,疊加社保負擔的下降,將有效減輕企業現金流壓力,改善企業的盈利狀態。商品價格也可能相應下降,提升消費者福利。個稅改革將增強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和購買力,對居民消費形成支撐。減稅降費聚焦制造業,堅持普惠性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意味著民營和小微企業將成為此次減稅降費的主要受益者。

  政府將削減一般性支出,以保證財政可持續性。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的時候明確指出,“政府要過緊日子,不僅要壓縮一般公共預算的支出,而且增加特定的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進入國庫,并把長期沉淀的資金收回”,以此確保減稅降費效果。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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