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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政策激勵 為“好的金融”提供沃土

  主 持 人:本報記者 馬梅若

  特邀嘉賓: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魯政委

  自2015年綠色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并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以來,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全面推動綠色發展、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國家的重點任務之一。

  與之相伴相生的是綠色金融的高速發展。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國綠色貸款余額超過9萬億元;綠色債券突破5000億元大關;綠色金融的激勵約束政策和綠色金融標準建設取得較大突破,綠色金融市場正進入追求更高質量發展的階段。

  但是,當前,綠色金融發展仍然面臨著一些難題,包括國內綠色評判標準尚不統一;綠色金融考核約束偏多而激勵不足,市場主體參與積極性不高;綠色金融發展能力不足等。究竟應如何突破上述困境,讓金融的活水真正滋養綠色發展項目?

  就上述問題,《金融時報》記者與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和探討。魯政委表示,金融監管旨在抑制“動物精神”之類“壞的金融”因素,為“好的金融”提供發展沃土。更好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推動多層次綠色金融體系建設至關重要。

  尋找綠色項目的“統一度量衡”

  《金融時報》記者: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制度建設一直在不斷完善,但是在綠色金融產品的認定標準上存在分歧。例如,部分綠色改造項目可以解決高污染、高耗能等問題,但因為這些項目屬于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部分金融機構以此為由對這類項目不予支持。對此,您怎么看?

  魯政委:在國內標準方面,對于綠色項目主要有三大標準:銀監會發布的《綠色信貸統計制度》中的12類項目,綠金委制定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15年版)》中的六大類項目以及發改委在《綠色債券發行指引》中公布的12類綠色項目,這些均是以項目的維度定義綠色項目,并不是以產業的維度來定義,因此,非綠色產業的綠色改造項目只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就一樣是綠色項目,應該享受綠色金融服務。

  而從綠色標準認定來看,目前我國的綠色標準還只是在“綠”和“非綠”兩者之間進行區分,而不是關于項目或者經濟活動綠色程度的連續刻畫。如果哪一天我們在研究中取得了這樣的研究成果,做到每一項經濟活動都能夠有一個可度量的“綠值”,那么,這種分歧也就不存在了。

  探索綠色信貸之外的綠色金融體系

  《金融時報》記者:截至2017年末,我國整個綠色金融的融資余額在9萬億元左右,其中95%是綠色信貸。而大部分節能環保項目前期資金投入大,投資回收期長,對中長期融資需求高。這一矛盾容易導致綠色產業與綠色金融產品出現期限錯配。對此有哪些好的解決辦法?

  魯政委:相較綠色信貸項目,綠色債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期限錯配問題。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統計,中國綠色債券總規模的41%期限是在5年以上,國際綠色債券市場上大部分期限在5年至10年。因此,綠色債券可以成為企業開發中長期綠色項目的一個重要融資渠道,是解決期限錯配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

  其中,綠色債券的品類可進一步拓展。考慮到相當多的綠色項目離不開政府投入,因此,未來我國可考慮發行綠色政府債券。對于全國性的綠色項目,比如長江流域治理保護,由各個地方政府分段治理往往效果不佳,則應由中央政府發行綠色政府債券,通過集中投入,從而有效化解流域外部性風險;對于很多地方項目,則可考慮發行綠色地方政府債券。

  與一般債券相比,綠色債券對于來自發達經濟體的投資人具有更強的吸引力,有助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并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此類債券期限長、成本低,能夠緩解綠色融資中的典型困難。

  《金融時報》記者:除了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現階段我國綠色金融還可在哪些方面發力?

  魯政委:除了發行綠色債券外,保險的綠色投資也應該是綠色項目重要的資金來源。保險資金的特點是期限長、追求穩定的收益,恰好與綠色項目的特點相匹配。

  此外,還可以推動綠色資產證券化。可以通過結構化安排等多種增信方式來發展綠色ABS,降低普通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幫助綠色產業吸引長期、低成本的社會資金。近兩年來,在政策鼓勵下,我國綠色資產證券產品已經開始發展,但規模還非常小。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8年9月末,綠色ABS余額在綠色債券余額中占比只有3.65%;在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方面,我國也只有興業銀行和農業銀行一共發行過3單。我國有8.5萬億元的綠色信貸資產尚待盤活,未來該領域的發展空間很大。

  支持綠色金融 政府要有更大作為

  《金融時報》記者:眾所周知,綠色金融發展的最大難題在于商業可持續性。由于綠色項目的環境外部性難以內生化,不少市場化機構推動綠色金融產品業務的積極性不高。您認為應如何激發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魯政委:在激發金融機構提供綠色融資的積極性方面,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首先,制定綠色標準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職責,以便各種綠色激勵約束措施能夠落到實處。

  其次,制定綠色產業政策,促進綠色產業在商業上的可持續發展和傳統高污染產業的轉型升級,并由此吸引金融機構加大對相關領域的投入。

  再次,為綠色融資提供必要的激勵。例如,為綠色信貸進行定向降準、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以及讓綠色債權優先受償,以此激發金融機構將資金投資到綠色領域的積極性。

  其中,為綠色信貸定向降準尤為關鍵,此舉可以同時從資金成本、資金期限兩個角度緩解綠色項目特有的收益偏低、融資期限長的難題;而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則是激勵銀行將更多資金投向綠色項目的關鍵。此舉意在引導金融機構前瞻性地考量未來經濟轉型的環境風險沖擊,把綠色項目以及綠色金融產品的“正外部性”部分轉化為執行機構的“比較優勢”;而讓綠色債權優先受償,則相當于提高其優先級,讓綠色債券成為相對更安全的資產,這兩個舉措均是對“正外部性”項目的鼓勵,是把長期更具“可持續性”的價值轉化為經濟激勵。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中所說,金融有“好的金融”和“壞的金融”。“好的金融”應該能夠引導經濟活動走向人們所期待的美好未來,而金融監管旨在抑制“動物精神”之類“壞的金融”因素,為“好的金融”提供發展沃土。因此,監管當局應該積極進行國際(巴塞爾委員會)和國內協調,在“綠色”與“金融”之間建立耦合關系,讓金融最終成為支撐人類美好未來的助推器。

責任編輯:楊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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